1901年10月13日，在有“欧洲中心的中心”之称的德国首都柏林，为期两周的十月啤酒节刚刚落下帷幕。俾斯麦大街路旁，还没来得及拆去的像小山丘般的帐篷下，来自欧洲各地的游人仍流连忘返，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1000克装的啤酒杯，伴着两旁乐队的演奏，从啤酒桶中取酒畅饮联欢。在夜色将要笼罩全城的时候，忽然从远处传来一阵阵喧闹声。帐篷下的人们不禁纷纷循声观看，只见勃兰登堡门的西南方，浩浩荡荡地走来一支庞大的游行队伍，少说也有四五万人。人们载歌载舞，擎着各式各样的火把迤逦而来，火光把整个天空都映亮了。有不解的人迎上前去询问，才知道是德意志皇帝亲自下令，全柏林城为伟大的科学家微耳和80岁的寿辰举行盛大的火把游行舞会。微耳和是什么人？为什么他的寿辰会赢得人们如此的重视呢？
徜徉在石与林的世界里
鲁道夫•鲁德维格•卡尔•微耳和是德国医学家、细胞病理学的创始人。1821年10月13日，微耳和出生在德意志普鲁士公国的希费尔拜因(即今天波兰的斯维德温市)。他的故乡位于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地区的东部，这里地处北德低地的平原地带，环境幽美，地势十分辽阔。在地质史上，这里曾长期被海水浸渍着，因此形成了突兀的泥灰岩和肥沃的土地混杂分布的地态景观。那些零星分布在各处的泥灰岩石，由于长久以来受到风化侵蚀的影响，往往呈现出造化神工的奇特景象，不论人们怎样想像都不为过分。而在肥沃的土地上，不仅新生出广袤的农田，而且也孕育出大片的森林。人们常说，德国的风景就好像日耳曼民族古老的传说一样，在光线黯淡的森林中，暗喻着野性、浪漫、神秘的色彩。这是多么丰富的想像力啊！也正是这种想像力，以不可思议的力量使静谧的森林热闹了起来。微耳和童年、少年的许多时光就徜徉在这石与林童话般的世界里。他和许多小伙伴一样，喜欢在城边的森林中一呆就是老半天。然而，他在森林中并不单单是玩，消磨时间。他从小就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即从不随意做任何没有目标或规律的事。他之所以喜欢在森林中，是因为他觉得那里有许多神秘不解的事物。这些事物与他的距离是那么近，可又显得是那么遥远而不可捉摸。为此，他常常带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回到家里问大人。有的问题大人们好回答，也有不少问题连大人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于是，他们就借给他或向他推荐一些关于自然科学的书籍，希望他能在那里寻找到答案。有了这些书，微耳和呆在森林中的时间和去森林中的次数渐渐地少了。他深深地沉浸在书本展现的自然世界当中，喜欢上了自然科学。有时候，他合上书本就想：“总有一天我也能像书本一样拥有许许多多的知识。”
1938年，微耳和开始了走上实现童年梦想的道路。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著名的柏林大学腓特烈一威廉学院，随当时著名的生理学家约翰内斯•弥勒学习医学，并于184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弥勒教授的指导下，他不仅对生理学、解剖学、组织学和古人类学等较多的学术领域发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而且逐渐锻炼形成了一套在当时称得上非常先进的治学方法。微耳和崇尚活体解剖，并主张将哲学与经验的自然科学相结合，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详细的分类、比较和描述。在柏林大学的5年学习当中，为了解决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难题，微耳和不知道在实验室里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周围的人，如后来成了著名生物学家的施旺、赫尔姆霍茨，包括导师弥勒都为微耳和这种研究劲头深深地折服。在他们的眼里，还是学生的微耳和无疑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科学家的基本素养，那就是聪明、博学和勤奋。微耳和没有辜负师友们的期望。在他毕业的两年之后，他发表了他的学术处女作《关于白细胞病变的成因分析》。在这篇论文当中，他报告了最早的白血病病例，以详尽的论据描述了白血病这一新发现的疾病症状表现、内在机制和治疗措施。这篇论文至今仍然是该研究领域当中的经典文献之一。这篇论文使微耳和在医学界开始大放光彩，同时也显现了他的一个新的研究动向，即对细胞学说的研究。
“一切细胞均来自细胞”
细胞，是一切生物结构和功能的基本组成单位，生物有机体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繁殖、遗传、变异、应激性和对环境的适应性等各种生命现象，都是依靠它来表现和完成的。它的发现者是17世纪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胡克用显微镜观察软木薄片时，发现了形如蜂巢的小室，称之为“细胞”。然而，在细胞被发现之后的近200年的时间里，人们对细胞的结构及其在生命有机体当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时光流转，对这一空白的填补只是到了19世纪有革命性意义的细胞学说的创立才有了可能。在这一方面首先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便是德国的生物学家施莱登和施旺，而微耳和则是这一生物学革命的完成者。
1838年，年轻的施莱登在他的《植物发生论》一文中建立起了细胞学说的理论框架。他认为，细胞是一切植物结构的基本生命单位，新细胞产生于老细胞的“芽基”处和呈黏液状的细胞形成质当中，这一过程就像结晶体浓缩生成的过程一样。他的论述，尤其是关于细胞产生的论述，很快在生物学界引发了一场广泛而激烈的争论。有的人赞同施莱登的说法，如施旺；有的人则表示了质疑。后者或从宗教创世说的立场出发，认为细胞数量不变，根本不存在什么生长、死亡的现象，或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说生物有机体结构当中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自由地产生细胞，虽然他们都拿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实验证据来。
从现在观点来看，施莱登和施旺关于细胞产生过程的论述，在当时无疑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一次深化，但却并不符合细胞产生的真实过程。因此，他们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毋宁说是他们细胞学说当中的一个重大的缺陷。对这一理论上的缺陷的弥补和修正，则是由微耳和来完成的。他与施莱登和施旺是同门师兄弟，因此，他非常了解细胞学说的整个形成经过和理论实质所在。在细胞形成的问题上，他敏感地把握到了这一问题对整个细胞学说的重要性。他放下了手上正在研究的项目，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投入到对细胞形成问题的研究当中。在研究的过程中，他早年形成的重视精细观测和小心试验的方法又一次显示了效能。为了使观测更加准确无误，微耳和几乎访遍了德国所有最好的显微镜制造商，找到了清晰度、成像率高的无色差显微镜。他一边观测，一边详细地描摹细胞在显微镜中的微观世界。他在实验台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以全程观测细胞的形成过程。在积累了大量的事实基础之后，经过细致的比较和准确明晰的分析，他终于在1855年提出了“一切细胞均来自于细胞”的著名论断。他指出，生物有机体的所有细胞并非产生于细胞的胞质当中，也不是从自然自由产生的，而是由原有的细胞分裂而来的。细胞的分裂通常包括细胞核分裂和细胞质分裂两个阶段，并且具有普遍性。在单细胞生物中，细胞分裂就是个体的繁殖，而在多细胞生物中，细胞分裂就是生物有机体的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基础。这就是细胞分裂学说。
细胞分裂学说的提出，极大地完善了新兴的细胞学说，标志了这一学说作为一个完整的、能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的形成。细胞学说的建立，在科学和哲学思想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在科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生物有机体产生、发育生长和构成的共同规律，促进了生物学各个领域的开创和发展，促进了医学的完善和进步。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它从生物学的角度，科学地论证了整个生物界的结构、本质上的统一性，以及在进化过程当中的同源性，为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理论的产生、丰富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依据。这是人类对自然过程当中的一次巨大的飞跃。恩格斯指出：细胞“由分化而产生的个体和种的有机发展过程，是合理的辩证法的最令人信服的检验”，有了这个发现，有机体、有生命的自然产物的研究——比较解剖学、生理学和胚胎学——才获得了巩固的基础。机体产生、成长和构造的秘密被揭开了；以前不可理解的奇迹现在已经表现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依据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本质上所共同的规律进行的”。而在这个“发现”的获得过程中，微耳和功不可没。
科学的又一座高峰
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是由学科的横向开拓和专业的纵向发掘交织一起而构成的。对于一个从事科学研究事业的科学家来说，把握住一个相关学科或边缘学科的新发现、新成就，进而实现该学科的横向开拓是比较容易的。然而，在专业的纵向发掘却要困难得多了。而现实中能够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都做得很好的，这在科学史上毕竟还难能少见。然而，微耳和便是这难能少见当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不仅使自己完善了的细胞学说更加深化、翔实了，而且与当时的病理学相结合，开创了‘‘钿胞病理学”这一新的学科领域。
在微耳和之前，已经有人开始把疾病的原因与人体的组织机制、结构状况联系起来研究。而微耳和所做的工作便是把这种联系推向了更深化、更系统化。为此，他进行了长达10年的深入研究。从1849年11月他赴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担任病理解剖学教授，到1858年，他已经总结出了关于细胞学说与疾病原因关系的详细见解。这些见解，他后来汇集成《细胞病理学》一书。在这部有病理学研究经典之称的书中，微耳和很有把握地证实，细胞学说也适用于疾病原理的研究。他指出，细胞是生命的基本组成单位，疾病就是人体局部组织结构当中的细胞发生病变的结果，如发炎、癌变、肥大等病症就根源于细胞的病变发育。这些疾病有一种动态的平稳发展过程，并没有什么明显标志着疾病的突然发生或中断的现象，因此，只有找到能控制这些病变细胞活动的方法，才能够治疗疾病。
微耳和的这一思想就是细胞病理学说。这一学说使人们对疾病的研究深入到人体当中一个更深层次因而也更基础的细胞的水平之上。虽然这一学说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尚存在着缺陷，例如微耳和提出细胞之外不可能有生命，并认为有机体是细胞的“联邦”的论点，是不符合细胞发生发展的辩证观点和细胞本身活动规律的。然而，作为那一时代的先进思想，客观上已经为人类疾病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有效而前途远大的方向。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一书也因而成为当时宣扬生物医学新思维的划时代著作。在这一学说的带动之下，若干年后分子生物学家把对疾病的研究进一步深人到了细胞内部分子这个更加基础的层面，从而为寻求疾病的原因和有效的治疗方法，探究疾病发生和药物作用的机制，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和实验基础。
在政坛上放光彩
微耳和既是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又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的人。1848年，在德国普鲁士上西里西亚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行性斑疹伤寒病。此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微耳和，闻讯后马上带领一支医疗队前往疫区支援。他冒着被严重感染的危险，在疫区日以继夜地工作了整整三个月。这是怎样的三个月啊!他亲眼目睹了被伤寒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病人和同样痛苦、憔悴的病人家属的悲惨生活，更亲身体会了当地落后的医疗状况和贫困的社会经济状况给人们带来的不幸。科学的昌明和民众的痛苦、当地官僚的闲逸与百姓的辛劳，一系列强烈的反差和对比使意气风发的微耳和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与洗礼。他也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所在。当他结束了救护工作回到柏林之后，将一份草拟好的疫区调查报告投递到了报社和政府。在报告中，他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现象，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经济落后的状况是民众痛苦的最大、最根本的病因所在，而社会经济状况落后的责任在于政府。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激进的改革措施和建议。可正当微耳和翘首期待着报告被政府重视并参考施行的时候，一些掌权官僚却大发雷霆，认为微耳和在假报民情，企图煽动民心，意图污蔑和颠覆政府。好在有好心人出面求情，使他免除了牢狱之灾，但原来的工作职位却从此不保。这次遭遇在微耳和心中留下了永远挥之不去的印象。他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期望着有朝一日旧政府被推倒，代之而起的是民选政府。
这一期望不久便差一点成真了。1848年3月26日，柏林爆发了旨在推翻封建政府、建立民主制共和国的大规模工人、市民和大学生的示威游行，正义的人们与前来镇压的政府军队展开了血战。微耳和弃笔从戎，也加入了反抗政府的战斗行列。他在市中心的王宫广场上，与民众一道构筑街垒，与武装精良的政府军队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经过六天六夜的激战，起义人民取得了胜利，国王被迫同意召开有自由派参加的议会，组成新的政府内阁。微耳和作为起义民众的杰出代表，也从此开始参与了政治事务。他一边继续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一边为民众的疾苦奔走，医治着社会的创伤与苦痛。1859年，他进人柏林市议会，1862年，他入选为普鲁士议会议员，1880年，他又当选统一之后的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逐渐成为德国自由进步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凭借着自己深厚的医学经验和对社会底层的透彻了解，利用自己的权力大力推进了供水和净水系统、学校卫生、肉类检查、医学建设等公众福利事业的发展和改进。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猖獗于德国和欧洲的流行性疾病。他是如此执著自己的事业，不畏强权和威胁，为民众的福利奔走游说，这大大地激怒了当地掌握帝国大权、推行强权政策的官僚们，以至于首相俾斯麦要与他进行决斗。而微耳和轻蔑地拒绝了这种“老掉了牙”的中世纪式解决问题的愚蠢行径。
微耳和的学识、胆识和诚实赢得了德国民众对他的无限尊敬，连俾斯麦和国王也不得不佩服他在学术界和政治界作出的巨大成绩。在他的晚年，他已经是德国科学界公认的领袖人物了。他积极参与筹建了德国人类学会、柏林人类学会、民族学会和史前研究学会等在今天仍有着巨大影响的学术团体，为德国在19世纪的后半叶逐渐成为世界科学文明的中心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他80岁寿辰的那一天，德意志帝国皇帝亲自下令，整个柏林城举行万人火把大游行，为科学家贺寿，以表达对科学家的无限敬意。
1902年5月，微耳和遭遇了一次交通事故，卧床数月之后，于9月5日安详地在家中去世，享年81岁。德国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微耳和走完了他辉煌而富传奇色彩的一生。他是近代历史上罕见的身兼学术和政务二职并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伟大科学家。他完善了细胞学说，创立了细胞病理学，为人类医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指向微观机体结构的研究方向。他以其广博的学识、雄辩的才华和崇高的威望，领导德国科学事业达30年之久，使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科技迅速赶超了其他国家。作为现代医学科学在发展初期的主要代言人，他使生物医学新思想得以在当时的学术界广泛地传播和应用。可以说，微耳和是当时走向全面振兴的德国的剪影。至今，当人们提起他时，仍然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他的身后、由他开创的那段辉煌的德国历史。
微耳和与细胞学说的建立
微耳和生平介绍 细胞学说一旦确立，马上在生命科学中显示出生命力。其最显著的成就是德国生物学家微耳和（1821—1902）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细胞病理学。为现代医学奠定了基础。微耳和早年在谬勒指导下学习医学。 1843年获得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 1845年发表了对白血病的研究论文。是历史上第一次对该病的系统研究。他是一位很有社会道德感的年轻人。 1848年初，他奉政府派遣到西里西亚调查当时该地一次斑疹伤寒的爆发，（正如他本人告诉我们的）他对波兰少数民族朝不保夕的生活条件感到极大震惊。这一次经历使他由一个持有自由主义社会和政治信念的人转变成为一个倡导进行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激进主义者。所以，并不奇怪，他参加了柏林的起义；这些起义是整个1848年革命的一部分，并且进行了巷战。之后，他成为柏林民主大会的成员并且编辑发行《医学改革》周刊。由于其革命的政治活动，他被柏林大学解除了职务。因此，他被迫移居维尔茨堡。 1849年被任命为德国病理解剖学这一新学科的首任教授。在这里，他获得了作为科学家的重要地位，发展了我们所说的“细胞病理学”的概念。 1856年他回到柏林，担任新成立的“病理学研究所”的教授和所长。由于其教学以及关于在正常的健康条件下和异常的疾病条件下，细胞都是基本的单位，而疾病乃是活细胞的紊乱和失调造成的学说，他享有很高声誉。他在后来的生涯中，发展了他的生物医学概念，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关心公共卫生事业，并且创立了一种关于疾病的社会学理论。他甚至成为人类学这门新的科学的奠基者。 1858年，鲁道夫•卡尔•微耳和发表了他的巨著《细胞病理学》；今天的许多人认为，这部著作预示着生物学中一场革命的到来。尽管人们对此并未普遍表示赞同，但是，几乎无可怀疑的是，微耳和的理论引起了医学的生物学基础中的一场革命——菲尔绍本人曾表明这一点。微耳和对于我们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把其作为一个激进的改革者的积极的政治生涯与他在医学病理学中的科学生涯结合在一起。 细胞病理学理论对于微耳和本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似乎在客观上揭示了人体中的他所努力探求而且认为在社会中是“自然的”一种情况……因此，对于菲尔绍来说，细胞病理学远不止是一种生物学理论。就此而言，他的政治和生物学观点是互相补充和加强的。细胞病理学揭示了人体是一个由彼此平等的个体组成的自由国家，是一个由细胞组成的联邦，是一个民主的细胞国家。事实证明，人体是一个由彼此平等的因素组成的社会单位，而在体液的或凝固的（神经）病理学中，则设想了一种生物组织的非民主的寡头政治。正像在政治领域中为争取“第三等级”的权利而战斗一样，因此微耳和也在细胞病理学中为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其价值和功能的细胞的“第三等级”（结缔组织）而战。 因此，当我们发现微耳和谈到如下事情时并不感到惊奇：“医学的最后的任务或使命就是在一个生理学的基础上组织社会”（引自同上书，46）。菲尔绍认为，社会科学是医学的一个分支。由此他明确指出，“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且政治学不过是大规模的或更高级的医学”，“医生是贫苦者的天生的代言人，而且，社会问题应当主要由他们来解决”。 阿克尔克奈克特认为（1953，47），在其关于医学实践的著作中，微耳和“更喜欢‘改革者’而非‘革命者’的说法，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对把破坏和建设，把对他所拥护的过去的成就的批判和尊重结合和统一起来这一特点的更好的描述”。但是，就像在1848年那样，他确实参加了革命的政治活动。在《细胞病理学》这部巨著（1858；英译本，1860）的序言中，微耳和谈到，医学科学家有责任使他的“职业同行”广泛了解迅速积累和不断增长着的新知识。然后，他断言：“我们要进行改革，而不是革命”。此外，他慨叹道（1858，iX； 1860，X），他的著作似乎“有更多革命的而非改革的气味”，但是，这主要是因为“必须首先反对最近的[现时代的」那些虚假的、错误的或独断的学说，而不是比较久远的那些著作家的学说”。但是，在正文中，当他描述他在发展的激进的新思想时——而且正是他声称（ 1860，27）“在一个细胞出现的地方，以前必有细胞存在”之前——他使用了更引人注目的革命的形象。他明确提到“过去几年”在病理学中所发生的‘der Umschwung’（ 1860年英译本中将此译作‘ the revolution’）。他在这里选择了‘Umschwung’，虽然在他谈到政治或社会事件时通常使用‘Umwalzung’，甚至‘Revolution’这些词。但是，就菲尔绍而言，重要的是，他是在科学中引起一场革命而且积极参加一场政治革命的非常少的几个科学家之一。而且，他公开坚持他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革命的政治学和革命的科学可以是相互影响，甚至是相互补充和加强的。 1861年，他被选为代表德国进步党的普鲁士议会的议员。他是德国进步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坚决反对啤斯麦。俾斯麦为此曾愤怒地向他提出决斗，但是微耳和没有接受这一决斗。因此，他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伟大的科学家：他既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改革家，而且，他所进行的专业改革，不仅改变了医学职业的规则，而且改善了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的状况。其他一些科学家也曾是政治活动家，但是没有什么人达到像微耳和所达到的作为议会中俾斯麦的反对派的领袖这样重要的或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弗莱明1964，X）。 在他创办的《医学改革》周刊第一期中（1848年7月10日），微耳和把政治革命的思想与医学改革相结合。他（在第1页中）写道，“国家状态中的革命「Umwalzung」”以及“新的制度的建立”，是影响到整个欧洲所有有头脑的男男女女的“政治风暴”的一部分，因此标志着“整个生活观念的彻底转变”。他坚持认为，医学不可能不受到这些风暴的影响，“不能再回避和拖延一场激进的改革了”。欧文•阿克尔克奈克特（1953，44）认为，对于微耳和来说，“自由和科学是天然的盟友”，而且，“1848年革命既是一个政治事件，显然也是一个科学的事件”。在其周刊中，菲尔绍写道：“三月的时代终于到来。批判反对权威、自然科学反对教条、永恒的权利反对人们任意独断的常规的伟大斗争——这一斗争已经两次动摇过欧洲社会——第三次爆发了，而且胜利是属于我们的”。阿克尔克奈克特把政治与医学的这个统一看作是微耳和思想的一个特色（p．45）： 微耳和认识到，细胞学说可以用来说明疾病现象，疾病组织的细胞是由健康组织的细胞慢慢演变而来的。由此，他开创了细胞病理学这门学科。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细胞并不能由原生粘液自然形成，相反，所有的细胞似乎都是从以有细胞分裂而来。微耳和将之概括为一句名言：“一切细胞来自细胞”。这里暗含着“一切生命均来自生命”的信念。他坚定地反对生命的自然发生说。这一点很快被巴斯德所着力强调。 微耳和是一位自由主义人士。也是社会改革的倡导者。他一直是德国政界一位活跃的人物。也是一位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活动家。在他的努力之下，柏林市改进了供水系统，大大消除了许多流行病的传染。他还负责建立了第一批列车医院和军用医院，他亲自创建了柏林人类学、人种学和史前考古学学会。以及柏林人类文化博物馆和民俗学博物馆。但是，他反对达尔文进化论，海克尔曾与他针锋相对地发生争论。微尔肖甚至在《细胞病理学》一书中发表宣言：“一切疾病都是局部的，谁再提出全身性疾病问题，那是他把时代搞错了。 施莱登和施旺确立了细胞学说，但是在细胞是怎样发生的问题上，他们的看法却是错的。雷马克、微耳和（1821-1902）等科学家纠正了这一错误，他们发现了细胞的分裂。其实，早在18世纪末，有人就观察到了卵细胞分裂的现象，那时候，细胞学说还没有确立，人们自然不可能理解它的意义。1844年，瑞士科学家耐格里在研究藻类细胞时，发现它是通过分裂而增长的。德国科学家雷马克在研究小鸡胚胎发育中，也详细地描述了胚胎血球的分裂现象。他提出细胞是按一分为二，二再分为四这样的比例增长的。不过，当时大多数人还是相信施莱登和施旺提出的新细胞是在母细胞中自然生成的的观点。 雷马克的好朋友、病理学家微耳和开始也持这种观点。可是，在观察角膜的治愈中，他发现了种种与流行观点不一致的现象。经过对病理过程深入细致的研究，他得出了和雷马克同样的结论：细胞是靠分裂而增长的。1855年，微耳和在《细胞病理学》一文中，用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来概括他的论断，那就是"一切细胞来自细胞"。微耳和认为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组织、器官、系统、个体组成了生命的巨大链条，细胞是这个链条中永远可以找到的处于最内层的一环。一切疾病的原因应当到细胞中去寻找，整个病理学就是细胞的病理学。虽然微耳和的看法有片面性，但是他向统治了1000多年的传统体液学说发出了挑战，把病理学引向了细胞层次，开创了细胞病理学。 二 对细胞病理学的介绍和评价 细胞理论的胜利在病理学中最为突出。细胞理论之所以在病理学、生理学和普通生物学中都具有卓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坦率的德国医学显微镜专家鲁道夫•卡尔•微耳和研究和提倡的结果。微耳和毕生都致力于反对从古希腊医学继承来的“普通疾病”的概念。这个概念认为疾病大多是身体的一种痛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的液体或者“体液”（尤其是血液的痛苦）。微耳和用他的“解剖学思想“取代了这个概念。通过解剖学思想，微耳和试图涵盖自18世纪以来病理解剖学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其中当然也包括以比沙为代表的巴黎学派。微耳和的解剖学思想其实就是要寻找疾病发生的解剖学部位。他希望使病理学研究的兴趣从普通的过程转移到高度定位的结构混乱上来。研究者首先必须寻求的永远都是：”疾病在哪里？”他声称，病理学家对疾病位置的寻找，现在已经“从器官推进到组织，进而又从组织推进到了细胞。”微耳和的名气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对细胞病理学的定义。然而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细胞是疾病发生的最初场所的人。在19世纪40年代，细胞形成质质假说的信徒们经常提及这一点。但是，微耳和比他们任何研究者都更确切地证实了后一种思想是错误的。并且，出于病理学家的使命，他竭力主张细胞只能从已经存在的细胞产生。（所有细胞都来自细胞）。他写道：“细胞是形成组织、器官、系统和个体的相互隶属的巨大形成链中始终不变的最后一环，在其下面，除了变化再没有别的了。”他杰出的著作《细胞病理学》（1858）就是建立在这个论点上的。这本专著为病理学研究重新制定了目的和方法。微耳和的细胞概念包罗万象，并且得到了及其详细的说明。按照18世纪以来逐渐流行起来的另一个古代医学的观点，他认为“疾病”实际上是改变了的“生命”。在正常和病理之间并没有质的区别。生命过程和结构的通常程序及安置受到了疾病的干扰，但仍保持着即使是疾病也必须遵守的基本的过程和结构。这样，微尔和不但确定了疾病的定义，而且将细胞确定为疾病发生的位置。他的定义显然相当于他在宣告，如果疾病是一种生理上的混乱，那么细胞必定是生理活动最小并且可能无法减小的组成单位。细胞理论已经将植物学和动物学的研究者联系在一起。现在，微耳和要把病理学也加入到他们的研究范围中。疾病细胞是正常细胞的变异。而非本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细胞的观点，迫使病理学家开始关心引起混乱的状况以及在这种状况下细胞和细胞组织的功能性反应。但是，这种研究最终属于生理学的范畴。微耳和赞成这个结论，他宣称，建立在细胞之上的病理学，并不是生理学的应用。它实际上就是生理学。微耳和以一种更广泛，总体上更深奥的方式，再次强调了施旺关于细胞会出现功能性不精确的主张。施旺的提议和微耳和的肯定都没有提供必要的证据，证明细胞是生物体中关键的功能单元。这个问题一直是19世纪实验生理学家所要对付的一大难题。直到1900年，几条路线的研究，包括的呼吸过程更细致的考察和对神经系统结构和行为深入的分析，才似乎找到了这个难题的答案。细胞生理学家最终还是需要实验技术，例如组织或单细胞的培养以及显微器械，来帮助他们找到细胞内的成分和各种过程。然而，19世纪的生理学家远不是无能为力的。例如，起初由德国生理学家进行，但是，后来却由贝尔纳在晚期著作中做了综合论述的对呼吸的费力的、长时间的实验研究，使人们获得了一种关于生物的令人满意的新的概念。贝尔纳在他对生物的大胆描述中，把细胞和细胞组织作为基本的单元；而生物作为一个功能上的整体，其整体的行为取决于细胞与它浸浴其中的体液之间能动的相互作用。尽管特定细胞或细胞成分的特殊生理作用经证明非常不易确定，但是关于细胞和组织整体上在身体功能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值得去做。已经证明是生物体基本结构单位的细胞，有希望成为生物重要的功能单位。这种希望在研究繁殖和个体发育的过程中结出了第一个果实。（威廉•科尔曼《19世纪的生物学和人类》第35—37页） 微耳和曾攻击过血液的主导地位，即认为血液处于体液中首位的观点。他是在病理学基础上这样做的。他试图通过细胞学说，用一种新的概念来取代全身性疾病的概念。这种新概念必须严格地用基本的功能单位——细胞——来限定。这个单元如今被可靠地指定为生命物最基本的能量转换器。从这些结论中产生了建立一门真正“普通生理学”的要求。即一门研究植物和动物中共同生命过程的科学。它之所以被认为是普通的，是因为它建立在新有机物的共同分母——活细胞——的基础上。这个呼吁是由贝尔纳发起的。他是那段时期法国主要的生理学家。并为他所在的学科发表了极多的著作。贝尔纳在细胞及其周围流质所独有的，及其重要的活动的基础上，将生理学的思想进行了综合。细胞是主要的功能元件，他被有营养和具有保护作用的内部环境所包围。普通生理学家必须对两者都进行探索，以掌握影响它们行为的各种情况，从而获得对生命及其特殊现象的更深刻的理解。（威廉•科尔曼《19世纪的生物学和人类》第141—142页） 《论坛反应与交流》 《三叶草生物技术论坛 →基因与基因表达》阿发：楼主太强了，多发一点！！最好集中在一个帖子里，方便我打印 《凤凰论坛首页>世纪大讲堂》非洛：科学的发展路径有共同的规律，新的理论的提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往往被后来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细胞学说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