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药，是指未经干燥加工处理的新鲜植物、动物、菌类等直接用于疾病治疗的中药材。我国鲜药的资源非常丰富，在现代常用的2000多种中草药里面，有486种在传统用法中是以鲜用为主的，占22.7%。
（图片来自网络）
我国鲜药应用的历史可谓久远，最早可追溯到上古年代。“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其所尝的百草即为鲜百草；最早的古医籍《五十二病方》中有“取薯蓣（山药）茎干冶二升，取薯蓣汁二斗以溃之，以为浆，饮之”，以鲜药治疗化痔的记载（肛边生疮而出血者），是应用鲜药取自然汁治疗疾病的第一个范例。到秦汉时代，鲜药的临床应用已逐渐增多，汉代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均有用鲜药治疗病症的记载。
晋代《肘后备急方》中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必用鲜品绞汁，干品煎汤则效果不佳，这为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教授发现青蒿素提供了灵感来源。唐代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宋代的《重修政和经使类备急本草》和《太平圣惠方》等古代著名医籍，均收集了较多鲜药方剂。
明清时期，随着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鲜药应用更为广泛、成熟，达到了鼎盛时期。明代《证治准绳》中的四汁饮：以葡萄汁、生藕汁、生地黄汁、白蜜和匀冲服，治热淋、小便赤涩疼痛。治石痈坚如石未做脓者，用“生商陆根不拘多少，熟捣傅之，干即易”。《本草纲目》中运用鲜药的记载有1100多条，所载附方中约有1/10的方剂配用鲜药，特别是鲜药外治皮肤病的记述丰富，效果显著。清代叶天士、薛生白等名家常用鲜药治疗疾病。近代，民国江浙著名医家丁甘仁尤善辩证应用鲜药。施今墨用鲜药“取其清新之气，清暑生津力强”。
可见，鲜药的应用贯穿了整个中医药学的起源和发展，历代名医应用鲜药组方治病，积累了丰富经验。有著名的方剂，如竹沥汤、麦门冬饮、大蓟饮、四生丸、四汁饮等。灵活多样的用药方法，包括捣汁内服、连渣外敷、外洗、点眼和滴耳等孔窍用药，食疗用药等。根据不同病症，其所用方法也不同，如治小便尿血，车前草捣汁五合，空心服；治疗急症，如疔肿垂死，用菊花一握，捣汁一升，入口即活；预防牙齿脱落，生地黄绵裹咂之，含汁渍牙根并咽之，日五、六次；全疮出血不止，小蓟苗捣烂涂之等。运用鲜药治疗疾病是中医药学的特色之一。
鲜药活性成分丰富，在干燥过程中由于酶解、氧化、挥发等原因，会导致一些有效成分的丢失。因此鲜药比之干品气味更浓，汁液多，化浊祛湿、清热解毒之力更强，轻宜疏解更佳，凉血散血效更捷，滋养阴液更为迅速。如寒凉性鲜药较干品偏凉偏润，辛香气鲜药较干品味厚力峻；鲜药药汁润燥力强于干品，药汁起效快。现代大量的药理实验与临床应用也表明，鲜药在治疗某些急症、热证、表证、皮肤及解毒、外治等方面疗效显著，有着干品不可替代的功效。
近代，由于药材保鲜技术落后，产地初加工原理不明确、技术不统一，运输和保存过程中的质量不稳定等因素，以致在各大中城市中的鲜药供应长期断档，绝大部分鲜药品种均以干品（或炮制品）代之。使鲜药这一这个中药瑰宝尚未被充分发掘，成为中医药传承中的一大遗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一现象引起中医药界人士的关注，提出了恢复临床鲜药的使用，并加强对鲜药保鲜技术等基础工作的研究。2018年，在北京还成立了“建生鲜药创研基金”，鼓励开展中药鲜药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近年来，鲜药在防治疾病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药典》就记载了马齿苋、车前草、半枝莲、地黄、石斛、地锦草、芦根、鱼腥草、荷叶、蒲公英、牡荆叶、金钱草、白茅根等30多味中药材，以鲜药入药、绞汁内服或外用的用法。市场也出现了含中药鲜药的中成药品种，如采用鲜鱼腥草制成的滴眼液，临床用于角膜炎、结膜炎及沙眼的治疗；以鲜垂盆草为主要成分的垂盆草颗粒，具有清利湿热、降低谷丙转氨酶的作用；此外，还有鲜益母草、鲜天麻胶囊等。鲜药的应用已逐步恢复成为中医临床用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国对鲜药的基础研究目前比较薄弱，缺乏便于临床应用的保鲜技术，同时对鲜药的认知、认可度还不够。应继承和发扬传统鲜药的特色和优势，鼓励和支持开展多品种鲜药与干品的对比基础研究；研发适合临床使用的鲜药饮片；普及鲜药的应用知识；倡导和推广鲜药的临床应用，深入发掘鲜药这一被中医特色。
